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是因为西方史学在自身发展中理论与方法渐趋成熟，历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13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著《19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但是，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开始了新的行程，又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学派林立，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名家名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科学地认识20世纪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内容，了解其所代表的西方史学发展历程，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19世纪的西方史学，当数德国“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最大。然而，恰恰是在兰克的故乡，首先揭开了批判包括兰克史学在内的“新史学”的序幕，使西方传统史学受到强烈震动。20世纪初，K·G·兰普雷希特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文化史观”，为了建立独树一帜的“新文化史学派”，他力主对历史事实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
1912年，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而具体阐释其“史学革命”主张的《新史学》也因此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他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主张发展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历史研究不应脱离现实生活，要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还大力鼓吹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盟，不断完善史学家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的历史综合研究方法。他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新史学的中心，逐渐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新史学派”，新史学一时风靡欧美诸国，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该刊创刊号在《致读者》中阐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该学派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年鉴学派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出色地体现了该学派的原则，如M·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1931年）、《为历史学辩护》（1949年）；L·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为历史学而战斗》（1953年）；F·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G·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1930年）、《恐怖时代的土地问题》（1932年）；E·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1975年）；J·勒高夫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等。该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深入渗透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各领域，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正如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
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A·C·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提出“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等主张，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如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此外还有E·J·霍布斯鲍姆的《最初的叛逆者》（1959年）、《极端的年代》（1994年）；M·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R·希尔顿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年）；J·E·希尔的《英国革命：1640年》（1955年）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3年，法共组织“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术研讨会，1979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A·索布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代表作是《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1976年）、《文化与法国革命》（3卷，1970—1983年）。M·伏维尔曾任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在心态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专著有《旧制度王朝的崩溃》（1972年）、《意识形态与心态》（1982年）、《大革命心态》（1985年）等。
发端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了19世纪的波形，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完成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第1卷问世，最早论述了文化形态理论。他将文化视作具有诞生、成长、鼎盛、衰亡阶段的有机体，并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O·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在12卷本《历史研究》（1934年—1961年）中，他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以及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7年）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真历史”；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1946年）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他们都是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上述著名命题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探讨20世纪西方史学，不能不涉及到“全球历史观”。它是50年代出现的世界史重构潮流中的产物，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则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因此需要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并从其出发，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一改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即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全球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史体系的重构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当代西方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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